《无罪谋杀》
“我没被送进集中营，没有那样受难。 我感到我不是一个幸存者，但我又想：我就是幸存者，只是以我自己的方式。我父母死了，整个家都不在了，除了我和姐姐，所有人都死了。”
1940年10月，刚度过1岁生日的菲丽丝·Z被迫离开家乡德国巴登，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遣送至法国居尔。她的父母被押至拘留营，她和姐姐则被红十字会解救，藏身于收留家庭。当时，她以为收留家庭的女主人朱丽叶·帕罗便是她的母亲。直到1982年，菲丽丝42岁，她才真正知晓，自己的亲生父母早已在奥斯维辛罹难。后来，她鼓起勇气参加第一届美国犹太大屠杀幸存者集会，却受到年长者的质问：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你懂什么？”
孩子当真不懂吗？
“人们认为儿童能够也一定会忘记过去、着眼未来，认为儿童是‘幸运的’，幸运到足以抹去记忆。”然而，根据《他们也是幸存者》的作者丽贝卡·克利福德的研究， 所谓的“幸运”并非燕过无痕，而是漫长的劫后余波、从开端就深嵌进人生的时代创伤。那些在残酷暴行中度过童年的幸存儿童，同样背负着心灵上的重负，他们的成长历程，构成了独特而波折的战争记忆。
展开剩余85%丽贝卡·克利福德追踪了百名纳粹大屠杀亲历儿童七十余年的生命轨迹，结合档案、证词与心理学研究，勾勒他们如何在寄养家庭、照护机构和社会眼光中成长、如何在成年后重新拼凑破碎的来历与自我，也探讨他们的童年经历对其身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而挑战我们对于自我与记忆之关系的基本假定。
“一个人如果无法讲述自己的早年故事，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人生？”
这是《他们也是幸存者》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成人凝视
1945年4月11日，美国军队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儿童营房“66号儿童营房”，里面有超过1000名饥饿的犹太儿童，其中大多数都是被遣送到奥斯维辛进而囚禁的。到了1945年1月红军逼近时，这些儿童被逼迫撤离，往西行军，到了布痕瓦尔德。
美军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儿童，倍感震惊，不知该拿他们怎么办。两名随军的犹太拉比，赫舍尔·沙克特和罗伯特·马库斯联系了儿童救助会的日内瓦总部。儿救会的一些代表很快来了，开始安排将这些孩子送往法国、瑞士和英国。其中430名儿童，年纪从8岁到18岁不等，被选中送到儿救会在诺曼底埃库运行的一家安置中心，在那里开始新生活。
但是， 陪伴“布痕瓦尔德男孩”去法国的工作人员很快对这些孩子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怀疑，其中一名医生强调说这些孩子是小流氓。每次火车停下来，这些男孩就从车窗跳出去大搞破坏。护送人员说，他们毁坏别人的东西，偷盗、攻击普通人，还有证据表明他们出于报复而强奸德国女孩。
在四天的火车行程中，大人们对他们护送的孩子感到绝望。而且看起来他们到了法国也不会受欢迎。这些“野”孩子穿着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制服，在他们经过的第一座法国车站就遭遇了民众的冷眼，因为那些法国人以为他们是被俘的德国人。 实在不知这些孩子要怎么在普通人的世界里获得一席安身之地。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梅斯，有人机智地在火车侧面写上了粉笔大字“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孤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阻止了路人在火车穿过法国乡村时围攻这些孩子，但这并没有打消护送人员的担心。 不管是不是孤儿，这些孩子让人感到的似乎都是恐惧，而非可怜。
到达埃库伊后，儿救会首席精神科医生欧仁·明科夫斯基给这些布痕瓦尔德孩子做了检查。他记录道，这些孩子看上去“彼此都差不多：没有头发，脸饿得浮肿，穿的是制服；态度冷漠、无所谓，对一切都不在乎；从来不笑，连微笑都没有；对工作人员明显有攻击性；不信任、猜疑他人”。
这些男孩看起来麻木不仁，全无感情。 明科夫斯基把这种状态称为“情感麻木”，他认为这种情感缺失是他们在集中营里为了抵御危险而发展出来的。他还说，这些男孩们糟糕的情绪状态也体现在戒备、攻击性行为上：他们提防大人，囤积食物，互相之间也打斗得厉害。埃库伊安置中心的负责人害怕他们，说这些孩子是精神病，而且多半从一开始就是；他甚至还说，之所以他们能从集中营幸存，而别人都死了，全是因为他们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因此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保证自己存活，即使要以别人为代价。 他在挫败感中辞了职，认定这些孩子没救了。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但不是所有人都放弃了这些布痕瓦尔德男孩。他们到达巴黎西北部塔韦尼农村的新家后，儿救会的社工尤蒂特·海门丁格担起了照顾他们的任务。 她认为这些男孩只是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帮助来回归正常。她同意明科夫斯基医生的说法，即这些孩子刚到达的时候“自我封闭、冷漠、面无表情，对工作人员和外界充满猜疑和攻击性”，但她并不觉得他们无药可救。
海门丁格当时22岁，比男孩们当中最大的大不了几岁，在战争中也像他们一样遭受过迫害。她是生活在法国的德意志犹太人，在与母亲和兄弟姐妹逃往瑞士时被瑞士边境警察抓获并拘留；她的父亲则已被法国警察抓捕，关在居尔拘留营，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刚一到达就被杀害。
在塔韦尼，海门丁格决定建立一个与孩子们在集中营的经历完全不同的照护之家，一个“疗愈性社群”，男孩们可以自己制定一些规则，组织形式自由随意， 温暖、包容、母亲般的工作人员替代了在集中营里掌控孩子们生活的男性权威。这里欢迎并鼓励孩子们讲述战争经历，还主动让他们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重组宿舍，孩子们选择了和同乡住在一起。海门丁格及同事甚至特地安排孩子们去附近的旺多姆，让他们去找摄影师给自己拍肖像照。“他们经常看那些照片，”多年后，海门丁格写道，“那是他们活着的证据。”
在布痕瓦尔德男孩的照护者们议论这些孩子还有没有救的同时，整个欧洲的援助工作者、记者、精神科医生和政策制定者也在抱着同样的忧虑观察幸存儿童。 他们担心孩子们的身体可以恢复，心灵却不行。无论是担心这些幸存儿童因战争经历而遭受了永久心理损害，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复原， 他们一般都认为战争让孩子们变得不正常，无论是在道德上、心理上还是情感上。直接照顾孩子们的大人因此质疑如何才能（甚至能否）让这些孩子回归正常，争论何种方式最利于他们回归正常，乃至哪些标准才构成“正常”。
《偷书贼》
若想了解战后初期塑造大屠杀幸存儿童生活的环境，就必须先了解掌管这一环境的成年人。他们对幸存儿童的看法既基于成见和忧虑，也基于孩子们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现实情况。成人照护者在看待幸存儿童时，其眼光反映了他们对犹太人隔离区、集中营和灭绝营里所发生之事的一大套猜想。
21世纪，我们将大屠杀幸存者看作珍贵的历史证人，尊敬他们，却容易忘记在战后初期，他们在公众心目中唤起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那时， 人们认为幸存的成年人自是做了什么不道德、昧良心的坏事才得以存活，但儿童怕也如此（比如布痕瓦尔德男孩）。幸存成人有时被认为无可挽救，而照护者们则担心幸存儿童也是这样。人们认为幸存成人已经失去了道德标准，因此在审视幸存儿童时，也怀疑他们尚未成形的道德感还能否恢复。
战后初期，成人对孩子们的看法既揭示了公众对大屠杀性质的认识、围绕重建过程的希望和担忧，也揭示了一个个真实的孩子在战后努力立足的艰辛。如我们之前所见， 那段时期可能比战争本身更让孩子们迷茫。
解放时，如何照顾数万幸存的“无人陪伴儿童”（既有犹太儿童也有非犹太儿童）的这一后勤问题，消耗着军方、人道援助工作者等各方面的精力。正如历史学家塔拉·扎赫拉所写， 二战“失落的孩童”极大占据了人们战后的想象，远远超出了照顾大量孤儿这一问题。战争结束时，欧洲儿童的状态“催生了人们对混乱的欧洲文明的反乌托邦式恐惧”，但同时也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揭示了欧洲儿童的身心重建与整片废土欧洲重建之间的关系。
此刻，儿童的心灵承载了极大的象征意义： 他们身上似乎既有战争破坏力的证据，但对乐观的观察者来说也彰显着战后一切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如果说欧洲儿童整体既表现出战争的破坏性，又体现了解放带来的重生潜力，那么犹太儿童似乎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经历的迫害最为极端。虽然很多亲见此景的大人希望这些废墟中的孩子能获得拯救，但他们也渐生忧惧，怕这其实是无望的任务。
《流浪的尤莱克》
战争一结束，很多儿童就被推入了未知的新环境，被施加了陌生的期望。他们往往已经对成年人的动机和行为产生了深刻怀疑，发展出了在成年人看来怪异甚至令人不安的应对机制。或者与之相反，战争结束后，他们的应对机制也完全失效，人也随之崩溃。另外，幸存儿童的身体状况也很不稳定：他们营养不良，很多人患有与维生素缺乏相关的疾病，有时结核等病也让他们的身体难以快速复原。
因此，成年评论者认为这些幸存儿童被战争损害的看法不无道理。全面战争的经历，加之战争带给欧洲大陆的严重摧残，让成人难以将这些儿童视为历尽异常事态依然保持正常的人类。 要弄懂这些儿童在战后迈出第一步时经历了什么，要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和做出的选择，我们需要为“成人凝视”勾勒出边界——它就悬挂在怜悯和恐惧这两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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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幼小懵懂，并非一种“幸运”：
而是漫长的劫后余波，
和从开端就深嵌进人生的时代创伤。
穿透忽视与沉默，为“最后的见证者”代言，
用儿童成长的视角重看那段历史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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